前段时间某大陆明星选择冷冻自己的卵子为将来万一反悔需要怀孕做伏笔，引起坊间热议，更引申出了“冻卵是否违法”的讨论，让这个本应是女性个人私密、自由和权利的话题成为了关乎社会伦理、法律和女性权利地位的热议焦点。
在加拿大，冻卵对女性而言已变得越来越平常。
加拿大广播公司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选择冻卵的加拿大女性越来越多，原本这项技术的目的是帮助那些由于患病需要接受放、化疗的女性，使她们可以在免疫系统被摧毁前冷冻保存健康卵子，以便等到身体康复后怀孕。然而，如今绝大多数加拿大女性选择冻卵的目的，是推迟自己的生育年龄，以便确保自己的事业或学业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识的一位IT女工程师就是冻卵一族，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先工作、结婚，然后上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期间又经历了离婚和再婚，年近三十才在邻近加拿大的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找到一份满意的专业工作，事业发展很顺利。她们一家对离开加拿大的生活很不舍，最后选择了依然定居在温哥华的三角洲市，每日上班需要往返美加边界，几个小时的车程非常耽误时间，工作一旦忙碌，一家人只有在周末才能相聚。就在她36岁那年，公司将她提拔到一个重要职位，这意味着她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用于工作，而不能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轻易怀孕、休产假，这使她好不容易才打开的黄金局面戛然而止。最后她选择了冻卵，打算过个三到五年，等自己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再生育也不迟。
上面这位女强人冻卵的动机就很具有代表性。在加拿大，许多职业女性将冻卵看作是女权进步的象征，因为枫叶国虽然是个福利完善的国家，然而女性一旦选择生育，就意味着要休最长为1年的产假，且产后也需要将一大部分精力用在育儿和照顾家庭上（事实上，许多选择生育的加拿大职业女性都不得不暂离职场，等到孩子年满12周岁后再重入职场），其事业前途不可能不受影响，但倘若一心扑在工作上，生育的黄金年龄一过，后悔药也同样是不好吃的。先把卵子冻存起来，再从长计议，这无疑给职业女性提供了一个生育事业两不误、鱼与熊掌能得兼的选项。
有趣的是，根据《明报》加西版对温哥华生殖医学中心的调查，36岁是冻卵客户最集中的年龄，而这恰是上述IT女工程师选择冻卵的年龄。温哥华Genesis生殖医学中心总监Sonya Kashyap表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36岁是职业女性事业、生育两条黄金轨迹的交叉点。30岁以前冻卵的受孕成功率为80%，至36岁时降10个百分点，而到了38时就猛降到40%左右，意味着在36岁时，再不动手就晚了，而这个年龄通常也是职业女性升职或取得事业突破的年龄段。年轻女性还往往没有这种紧迫感。
经济上的考量也很重要，前文提及的女工程师是跑到北魁北克冻卵的，因为那里的价格更低廉，她选择的是“一万加元存十年”的套餐，而如果是在温哥华，仅仅冻卵就要花上一万加元，每年的保存费用另计，最低也要500加元。因此有人戏言“女权也是一种奢侈品”，尽管30岁以下才是真正的冻卵黄金期，但这个岁数的加拿大女性往往无法承担这个费用。
美国近年来开始流行起“妈妈请客女儿冻卵”——妈妈为了给女儿的未来生育买一份“保险”，出钱赞助女儿冻卵。这些被赞助的冻卵族通常很年轻，有的还不满20岁。不过这股风潮在加拿大并不怎么吃香，加拿大的女性更倾向于把冻卵当做是自己的事情，许多冻卵族并未结婚，有的还没有性伴侣，即便已婚或有男友的，她们也会与之商量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要等等，她们将其视为两个人的事。但往往不会征求他们关于冻卵的意见，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事。
那么，她们会和哪些人商量这件“一个人的事”呢？这个角色便是她们的家庭医生。
去年底，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登出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达尔豪斯大学医学院的Angle Pertopanagos博士领衔撰写的一篇论文，该文指出：加拿大女性越来越多从家庭医生那里咨询冻卵信息以及寻求建议。由于加拿大生育和男科学会在2014年10月公开支持女性冻卵权（相反，美国生殖医学协会和美国辅助生殖技术学会都明确反对该“女权”，认为有副作用和风险），将家庭医生当做知心姐姐的结果就是加拿大职业女性中的冻卵族大幅增加。
对于冻卵是否代表女权的提高和进步，加拿大的各个阶层也有不同声音，CBC就曾援引一些社会学家和医学界人士的话，称之所以让正处事业黄金期的女性选择冻卵，是因为社会未能很好地照顾这些职业女性的需求，在产假和幼托服务方面存在欠缺，更不能通过立法确保职业女性不会因生育遭受职场歧视，“这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所谓选择，不能代表女权和社会进步”。
